生活在一个转瞬即逝、光怪陆离的世代里，无处栖留的虚空和真假莫辨的恍惚驱使生命去寻找一种依托和慰藉。对于一个疲惫和饥渴的灵魂，有什么能比“真实”来得更亲切和更迷人呢？正是得益于“真实”的祖传招牌的荫庇，泥沙俱下的人物传记才能在九十年代风靡不衰。不能否认，一些优秀作品洗除了传主身上的政治油彩和历史尘埃，在还原传主真相的同时也揭开时代的黑箱和精神的死角，贯注着直面沧桑的历史意识和长怀忧患的悲剧精神。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记实在是凤毛麟角，趋时应景的作品倒是层出不穷。譬如在张爱玲谢世后不久，十数种（也许更多）传记便急促登场，粗制滥造的痕迹比比皆是。更值得注意的还是这样一种倾向，即殚精竭虑地渲染传主的“另一面”，在“真实”的幌子下肆无忌惮地给传主敷粉着色，制造出面目全非的“另一个”。
二十世纪是个动荡的世纪，硝烟弥漫，祸乱连绵。随着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冷战时代宣告结束，对抗状态的骤然松弛必然出现政治裂缝，使当年的许多绝密露出冰山一角，半遮半掩的状态激起世人无法遏抑的好奇和窥隐心理。不少传记作家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天赐良机，匆匆披挂上阵，根据支离破碎的解密文字和幸存者一鳞半爪的回忆，纵情地展开想象的翅膀，炮制出惊世之谈。R．帕阿帕编著的《不为人知的列宁》（耶鲁大学出版社）通过首次发表列宁的书信，显示了列宁残酷冷漠的一面和一贯的密谋作风。高尔基被拖进了“海燕”与“金丝雀”之争的漩涡，并被无确凿证据的“死因”说所困扰。对萧洛霍夫等人的评价同样被一些“内幕”文字所左右，褒贬的反差形同冰炭。我国传记文学界在对待伟人和名人的“反右”和“文革”生涯时，同样存在着悖离历史的倾向。思想禁锢的解除加大了创作的自由度，但这种自由并非不负责任的涂改。不少作家专注于窥探那层神秘帷幕，“语不惊人誓不休”，接二连三地抖露出与传主的原来形象大相径庭的“庐山真面”，或津津乐道“走下神坛”者庸常甚至庸俗的一面，或反复品咂“走进炼狱”者神奇甚至神圣的一面，一方面在解构旧神，一方面在构造新神。这些作家表面上在煞有介事地拆除政治神话的虚伪，实质上却以文字的方式在玩弄政治魔方。假如没有了政治黑纱的掩护，就不再有“内幕”供他们把玩，供他们制造迷人的阅读陷阱。
“人性的真实”大概是那些好唱反调的作家们最为坚固的护身盾。正是沿着“探索人性深度”的幽途，他们将传主改塑得“焕然一新”。《伯特伦德·罗素传》（上卷）（自由出版社）由著名传记作家雷·蒙克撰写，他对罗素深有研究，但成见使他丑化了罗素。同为罗素研究专家的A．格瑞林在1996年12月29日的《纽约书评》发表书评《一个有瘢痕的哲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蒙克先生专挑那些罗素深感烦恼和痛苦时写的信件，加上蒙克自己的解释，这就成了一幅极丑恶的肖像，罗素成了吸血鬼，成了一个冷漠自私、追逐女性的人。蒙克想在罗素脸上点缀一些瘢痕。而罗素这位主人公炽热激烈的情绪和偶尔戏剧的发作倒帮了蒙克的大忙。”蒙克用大量篇幅考察罗素与女人的关系，并引用大量这类信件，在生活细节上纠缠不休，对一战爆发却一笔带过。
人性不是神性，人性的阴暗面不值得惊天动地的渲染。里尔克说得好：“倘若我的魔鬼弃我而去，我怕我的天使也会振翼而飞。”但传记作家在描写主人公的生活细节，尤其是个人隐私时，通常更乐意采用更灰暗的色调。确实，传记对主人公的阴暗面开掘得越深入，市场反应就越火爆。描写张爱玲的大多对她与胡兰成的爱恨情仇纠缠不休，描写李叔同的聚焦于传主出家前走马章台及其婚恋纠葛的经历，并以史料残缺、史无对证作为虚构的借口与良机。1997年出品的由布赖特·吉尔伯特导演的传记影片《王尔德》干脆专门“探索”主人公的同性恋倾向。这真可谓舍本逐末，小题大作，在引用材料时则习惯于道听途说和断章取义。
以真实为生命的传记，近几年越来越走向虚构，尤其是在描写主人公的情感律动和心理状态时，充斥着云山雾海的猜测和以己度人的揣摩。滑天下之大稽的是，英国畅销小说家威廉·博伊德不久前推出一本《纳特·泰特：一名美国艺术家》的传记，讲述一名才华卓绝却怀才不遇的画家的坎坷历程。直至英国《独立报》将这宗“最大的文学诈骗剧”揭露出来后，当初曾扬言见过传主的美国人才知道这完全是作家的杜撰。当流言代替了真实时，真实便成了谎言。
我并不反对传记开掘主人公的“另一面”，正因为“另一面”被过度地忽视和抑制，矫枉过正才有了貌似堂皇的理由。耐人寻味的是，描述活人的传记大都在“造神”，而“一暝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鲁迅语）。我绝不苟同的是：当前许多传记在描述传主的“另一面”时，惯用偷梁换柱和以偏概全的伎俩，将相对微弱的“另一面”无限晕染开来，冲淡甚至抹煞占主导地位的“这一面”。失去了“这一面”的支撑，“另一面”就必然扩散成混淆真伪的“另一个”，比如说鲁迅有其难言的隐衷，但他绝非随波逐流的平庸者，更非自私刻薄的卑劣者，恰恰在与“鬼气”和“毒气”的抗争中显现人格锋芒。为什么始终受阴暗面困扰不但没有沉沦，反而攀上了生命高峰呢？其启示正在于永不屈服的信念。
“上帝死了”成了亵渎神圣的通行证，这是尼采的悲哀。而后现代的泛滥更使“打倒”和“超越”成了快乐游戏。但我却禁不住从中察觉到人心的叵测，“精神谋杀”成为捞名获利的捷径，在贬抑伟人和名人的激情中难道不是涌动着取而代之的幻念吗？我同时从中捕捉到人心的脆弱，不少人在为一些历史人物的劣迹辩护时恰恰是在为自己寻找心理平衡，那些惯于污蔑的人是否在为自己寻找堕落的借口呢？既然圣贤都有过失，那么芸芸众生犯点错误又算得了什么呢？忍不住就想到《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中的一段话：“为别人做传记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所以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那么，传记作家在渲染别人的阴暗面时是否同样泄露了自己的阴暗？而掩饰别人阴暗面的作家是否也在掩饰自己心中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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